严格遵守道德理性 科学发展湿地经济
钟光荣
经过湖南和湖北两省，特别是湖南领导和全省人民的艰苦努力，我们终于羸来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发展进入国家战略的喜讯。可是，在国务院2014年4月14月正式批复的《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》以后，几个月来，上下反映都很平淡。这样，也就不能不令人纳闷。
洞庭湖是湖南的母亲湖，更是我们岳阳人民的生命湖。在清道光年间，洞庭湖面积是６０２０平方公，到１９４９年缩小为４３５０平方公里。现在，只有２６１０平方公里了。目前，洞庭湖湿地平均每年以５０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减。同时，生物数量持续减少，不少物种频临灭绝，湿地面积及其生态岌岌可危。这些，不能不引起各级领导和全市人民的高度重视和关注。
一、愈演愈烈的“生态悲剧”
1968年，美国学者哈定在《科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公地的悲剧》的文 章。说的是英国历史上，曾经有这样一种土地制度，即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，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(称为“公地”)，无偿向牧民开放。这本来是一件造福于民的事，但由于是无偿放牧，每个牧民都养尽可能多的牛羊。随着牛羊数量无节制地增加，公地牧场最终因“超载”而成为不毛之地，牧民的牛羊最终全部饿死。后来，这就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条定律：公地悲剧。
我们洞庭湖湿地，也就正是如此。它好比一头大众公有的黄牯。大家只管用，不管养，最终必将牛死田荒人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现在，向洞庭湖排污的工业企业已增至２０００多家，湖水污染非常严重；挖砂船只增至5000多条，湖床毁损极其严重；意大利杨种植上万公顷，湿地土壤肥力消耗十分严重；掠夺性捕获有增无减，生物再生功能退化和消失的情形特别严重：鱼类自然产量越来越少，种类越来越少，鱼体越来越小；江豚和其他生物既将灭绝，植物品种越来越少。而且，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恶化。随着三峡工程的投入运行，洞庭湖枯水期的水位严重下降。现在，湘江中、上游又在建坝拦水，洞庭湖会因为缺水而荒漠化。如果资江、沅江、澧水再搞拦水工程，洞庭湖也就可能完全陆地化。就是说，洞庭湖水面和湿地面临消失的危险性，已经真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洞庭湖的消失，湖南和湖北两省在名义上不复存在，我们岳阳人民靠水吃水的生路也断了，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就灭了。这个灭顶之灾，对于我们岳阳人民来说，难道不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吗？所以，我们真的再也不能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听《后庭花》”了。
二、深陷其中的“道德伤感”
我们知道：过去，有的小孩不小心将饭粒洒落在地下，大人就会开叫：“快捡起来吃掉，不然，会遭踏要遭天打雷劈！”这时，小孩就会乖乖地将饭粒拾起来吃掉。因为，粮食是阳光、空气、雨露、土地自然交合的结果，人们感激自然的恩赐和敬畏天道的威力。现在，这样做的父母和孩子，也就为数也就不多了。这是为什呢？因为我们现在不怎么敬畏天地自然了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美丽富饶的“洞庭天下水”如此遭踏和破坏时，有的人却不以为然。但这对于每一个有良心和有道德的经济理性人来说，却无疑会在心中涌起隐隐作痛的道德伤感。
为此，我们必须扪心自问：第一，明明知道无序开采湖砂，既造成湖床和湖貌的破坏，又造成水生物种的减少和灭绝，为什么还要明知故为呢？现在，政府得了税收，老板赚了大钱，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加快了，似乎是一举多得。但我们是否想过，这样做毁掉的，是我们子孙后代未来的永久生存权呢？第二，明明知道种植意大利杨，既耗尽湿地肥力，又破坏湿地生态环境。然而，为了某一既得利益产业的发展，不惜以危害洞庭湖的整体生态作为代价。这值得吗？第三，明明知道工业污水排入洞庭湖会造成死鱼、破坏水生生物和湿地植物生存与发展，但为了眼前利益，有的企业还是昧着良心这样干。对此，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开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样做对吗？第四，明明知道设计“迷魂陈”和用电打鱼，大小齐收，捕尽捞绝，是对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断生致死之道，但为了个人利益，不顾危害公共资源。这样做要得吗？如此等等，我们难道真的问心无愧吗？
所以，洞庭湖湿地和生态破坏悲剧的上演，本质上是追逐利益的道德悲剧的上演。老实说，如果有的湖区政府不改变ｇｄｐ的政绩观，企业和老百姓不改变急功近利的财富观，这场悲剧是不会落幕的。当然，这也必然将自然和社会，包括破坏者自已，一同拖进道德伤感的陷阱，而且越陷越深。
三、历史现实的“理性缺失”
洞庭湖湿地生物资源不是不能利用，问题在于不能过度利用。因为，它的自然承受能力是有限的。当然，面对现在湿地资源过度利用，必然要以破坏生态为代价；不过度利用，又必然要以减少政府和群众的收益为前提。面对这一二难冲突，政府确实存在两难选择。但是，一个能够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任的政府，必然会以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为原则，而不是相反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我们的政府都没有完全坚持这样做。
比方说，早在上个世纪五、六十年代，党和政府发出号召，为解决山区人民的生存问题，要求洞庭湖区大力围湖造田。为此，整个湖区因此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山区人民定居。仅当时围垦的12大省属国营农场，就安置人口近百万。并且，在计划经济时代，洞庭湖人民还以数以亿吨计农产品的低价格，以物抵款上交的高税收，农民生活难以为继的低收入，支援了国家的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。可是，损失的却是洞庭湖的湿地面积和生态资源。可以说，当时的这种做法是很不理性的。再比方说，现在，有的地方政府对于无序开采湖砂，只要交钱就可以出卖公共开采权的做法；企业向洞庭湖排污，开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；为了个别工业项目，发展有害生物的做法；以及对于设置“迷魂阵”和用电捕鱼制止不利等问题，也就更不理性了。
所以，对于过去围湖造田而致洞庭湖湿地面积缩小，中央和省人民政府，应当承担历史政策的全责；对于破坏现有湿地生态所造成的恶果，地方政府应担主责，排污工业企业应担实责，有的群众也应担重责。同时，我们也有充分理由，理性地要求中央和省政府，对洞庭湖湿地生态的治理和修复，给予全力支持；并且，对继续破坏湿地生态的有的地方政府，有的企业和有的群众，绝不姑息。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科学利用湿地资源，做到可持续发展，杜绝上述悲剧继续重演。
四、由悲转喜的“法道同施”
法律是道德的外部化和强制化。但当公众都在违背时，这个法律也就不起作用了。早在２００７年，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就出台了《湖南省湿地保护法》。这些年来，这个法在一定程度上，还停留在看法和说法上，并没有对破坏湿地生态的行为进行有效的遏制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是政府要政绩，老百姓要利益。大家都不肯放弃从湖中捞取和从湿地获取的收益。所以，千法万法，不如领导的看法和做法。现在，我们必须做到的是：一方面，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精神指引下，制定洞庭湖湿地保护专门法，下定决心坚持依法治湖；另一方面，下定决心解决洞庭湖区人口众多的生存出路问题。因为，“饥寒起盗心”，“衣食足而知荣辱”。否则，就会法不治众。
为此，我坚定地认为，要从根本上解决湿地生态保护问题，必须做到“法道同施”，即在增强各级政府和人民对母亲湖的崇高意识，树立“没有比母亲更值得保护”的道德理性的基础上，做到：一是进行产业转型与创新，由无道发展转向有道发展。比方说，建设八百里环洞庭湖生态走廊，环湖成片成带植树造林，引鸟筑巢栖居，发展“农家乐”、“林家乐”、“渔家乐”、“鸟语乐”，举办环湖体育赛事等观光旅游休闲产业，将毁损资源的收益方式转变为观赏资源的收益方式。这一创意由市政协原副主席肖建华先生提出。我觉得非常地好。二是进行方式转轨与更新，由损道发展转向益道发展。这就是将湖区矿物化、石油化和化学化农业生产的农、渔产品，特别是鱼产品，都能改变为以有机肥料和有机饲料种养方式生产的、没有农药、化肥残留，没有重金属超标的绿色生态农、渔产品，让我们吃得放心。并且，引吸引外地人也来岳阳享受。三是进行生活转变与求新，由背道发展转向顺道发展。这就是，我们不但要保护铁山吃好水，而且，还要保护洞庭湖吃好鱼，保护好湖区农业吃好米，保护洞庭湖湿地闻好空气。这样，我们岳阳就真正配有“鱼米之乡”的美丽，我们岳阳人民也就真正全面地幸福了。
西方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在《实践理性批判》中有一句至理名言：“有两件事使我越是深入思考，越是感到敬畏：这就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。”我认为，康得所讲的心中的道德律，就是对自然敬畏的道德理性与道德自觉。因为，谁没有道德理性自觉，谁就没有幸福可言。
所以说，我们必须看到，《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》的出台，不仅给我们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与前景，而且，也是对我们保护洞庭湖湿地生态的道德理性构建与范导。同时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产业转型发展的极好机会。为此，我们应当紧紧抓住这个契机，把湿地生态经济保护和发展好。当然，要做到有道、益道和顺道发展，政府要出台合道的好政策，企业要出手合道的大投资，群众要给予合道的真配合。现在，日本的琵琶湖等许多国际国内湿地生态经济区建设，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。并且证明：保护湿地生态，产业转型发展，才是最优选择。所以，我坚定地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合力，干群一心，洞庭湖的湿地生态经济，也就一定能够做到可持续地科学和理性发展。
（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）
